为什么說中华民國早期、尤其是北洋政府時期像“另一個春秋戰國”？是因為它在中國近代史上罕見地實現了思想與言論的高度自由，官員財產可以公開登報，北洋政府官員乃至總統的收入與資產都接受社會監督，例如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年收入高達200萬銀元，這一數字通過報紙公示而非祕而不宣；報紙可以私人控股並公開痛駡總統與政府，知識分子在體制內領薪卻能毫無顧忌地批評當局，胡適多次在公開文章中直言批判政府的專制、低效與因循守舊，而魯迅則一邊拿著教育部每月四百大洋的工資，一邊發表《阿Q正傳》針砭社會現實；北洋政府雖政局混亂，卻在法理上終結了“臣民”身份，使中國第一次成為共和國，並因放鬆意識形態管控，催生了自春秋戰國以來中華民族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由此興起，胡適等一代知識精英集中登場；大學實現相對獨立，廢除獨尊儒術，確立婦女受教育權，現代學制、拼音注音、一夫一妻制相繼成形，許多今日耳熟能詳的名校亦誕生於這一時期；經濟上，短短16年民營資本增長22倍，上海已成亞洲金融中心；即便軍閥混戰不斷，仍存在“不在天津殺人”的底線共識；在外交上，北洋作為一戰戰勝國收回權益、拒簽巴黎和約，留下近代中國少有的強硬一頁，然而這樣一段充滿制度實驗與思想活力的歷史，最終卻被簡化為“軍閥混戰”四個字，其被忽略的光明面，恰恰揭示了中國曾真實接近過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