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社會保障退休年齡提高和福利減少的四條途徑

社會保障制度正面臨關鍵的財務轉折點。根據最新的社會保障受託管理委員會預測，老年和遺屬保險（OASI）信託基金預計將於2033年耗盡。這一時間表揭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若不進行政策干預，福利將全面自動下降23%。政策制定者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再是是否需要改革，而是哪些改革組合能夠最佳地維護這個基礎的退休計劃。

根本問題源於人口結構的變化。隨著人口老化，成本已超過收入。社會保障目前預計在未來75年內將出現26兆美元的財務缺口。然而，越來越多的財政政策專家認為，若能巧妙結合多種改革策略，完全消除這一資金缺口是有可能的。

擴大稅基：取消收入上限

社會保障依靠專用的薪資稅系統運作。工人和雇主各自繳納6.2%的工資稅，合計12.4%。然而，這個系統有一個關鍵限制：超過184,500美元（2026年門檻）的收入不受徵稅。這個上限大大限制了稅收增長。

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分析了若政策制定者完全取消這一收入上限的情況。將社會保障的薪資稅徵收範圍擴展到所有收入——不論金額——將解決約50%的75年資金缺口。對於高收入者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變革。對整個社會保障系統而言，這是一條擴大收入基礎、無需改變福利結構的直接途徑。

提升收入的另一途徑：調整稅率

另一個策略則專注於調整薪資稅率。目前設定為12.4%，這個員工與雇主共同負擔的稅率可以上調。如果將稅率提高到13.6%——即員工和雇主各自繳納6.8%——根據CRFB的分析，資金缺口將縮小31%。

這是一個純粹的收入增強策略。政策制定者不必削減福利或大幅重組退休資格，而是要求現有和未來的工人多繳一點。例如，年薪5萬美元的人每年多繳100美元。雖然不是微不足道，但與自動減少23%福利的替代方案相比，這個增加相對溫和。

重塑完全退休年齡：逐步實施

在成本控制策略中，逐步提高完全退休年齡（FRA）值得謹慎考慮。目前，1960年及以後出生的工人面臨67歲的退休年齡。然而，逐步將此要求增加到68歲——在24年內（每兩年增加一個月）實施——可以解決約12%的長期赤字。

這種逐步調整退休年齡的方法與立即實施的全面變革截然不同。24年的實施期讓工人有時間調整規劃。今天進入職場的人會面對這一變化；接近退休的人則基本不受影響。重要的是，工人仍可在62歲申請福利，但將永久性地獲得較少的支付。這既保留了個人選擇，又鼓勵更長時間的勞動參與。

針對高收入者的福利調整：目標性方案

第四條路徑涉及調整高收入退休者的福利計算方式。目前，社會保障福利是通過一個包含三個“彎點”的公式來決定。這個系統確保低收入工人能獲得較高比例的退休前收入，而高收入工人則獲得較少比例。約20%的人口收入足以受到最高彎點的影響。

CRFB的分析顯示，將超過第三個彎點的收入轉化為福利的比例從15%降低到5%，可以縮小約9%的資金缺口。這意味著只有最高收入者會看到實質性的福利調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退休者則完全不受影響。

綜合方案：多重改革的協同效應

當這四個策略協同運作時，效果將更為顯著。取消收入上限（50%缺口縮減）+提高薪資稅率（31%縮減）+逐步提高退休年齡（12%縮減）+針對高收入者調整福利（9%縮減）——總共可消除102%的資金缺口。

這個102%的數字傳達了一個關鍵見解：政策制定者不必同時採用所有策略，也不必讓任何一個方案承擔全部負擔。只要結合取消收入上限和適度提高稅率，就能在保留現有退休年齡預期和福利結構的同時，解決核心資金缺口。

評估權衡與時間表的現實

2033年的基金耗盡日期看似遙遠，但實際上在當前較年輕工人的職業生涯範圍內。提前行動能保持彈性。等到信託基金耗盡，才被迫進入危機應對，通常會導致比逐步改革更嚴厲的調整。

華盛頓的挑戰在於平衡多重價值：代際公平、弱勢群體的福利充足、勞動力激勵結構與財政責任。與某些政策問題只有單一解決方案不同，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允許在多個改革路徑中做出真正的選擇。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問題不在於社會保障退休年齡是否會成為討論的一部分，而在於如何巧妙地將年齡調整融入更廣泛的改革策略中，以保障未來世代的制度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