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PayPal Mafia到投資帝國：Founders Fund的成功策略

PayPal Mafia這個名稱，在講述矽谷投資史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由彼得·蒂爾、肯·豪利、盧克·諾塞克等天才集團創立的Founders Fund，從一個僅有5000萬美元的小型風險投資公司，成長為擁有數十億美元資產的矽谷巨頭。這個投資帝國的崛起，不僅是資金運作的成功故事，更改變了整個風險投資行業的價值觀，並徹底重新定義了創業者與基金的關係，成為一段革命性的傳奇。

矽谷精英的相遇瞬間

蒂爾人生中的第一次轉折點，源自於他在斯坦福大學的相遇。1990年代中期，在《斯坦福評論》這份保守派學生雜誌的編輯室裡，彼得·蒂爾遇見了來自德州的青年肯·豪利。隨著豪利學習經濟學，並升任該雜誌的高級編輯，他們的聯繫逐漸加深。

蒂爾從學生時代就深受法國哲學家雷內·吉拉爾思想的影響，這些思想、政治哲學到創業策略的廣大知識體系，深深吸引了年輕的豪利。臨近畢業時，蒂爾提議在帕羅奧圖的牛排館「山嶽」進行一場長達4小時的知性對話，這次晚宴徹底改變了豪利的人生。當時，豪利已經確定要進入紐約的投資銀行工作，但第二天，他決定成為一家新興對沖基金的第一名員工，該基金資產不到400萬美元。

第三位重要人物盧克·諾塞克的相遇則更為偶然。當蒂爾在斯坦福校園演講時，坐在旁邊的棕色捲髮青年突然伸出身體，問道：「你是彼得·蒂爾嗎？」諾塞克是開發過智能日曆應用的創業家，但他忘記了蒂爾曾經投資過他。蒂爾從這個健忘的天才少年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創業家原型——「才華橫溢、獨立自主，勇於探索普通人會猶豫的結論」——這完全符合蒂爾的價值觀。

1998年中期，三人在斯坦福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正式相遇。之後經過七年的時間，他們開始各自積極進行風險投資，並逐漸建立起更深層次的合作關係。

PayPal權力鬥爭與莫里茨的對立

PayPal的誕生，讓蒂爾的投資哲學首次面臨重大考驗。1999年夏天，來自烏克蘭的天才創業家馬克·雷布欽的出現，促成了史上最豪華的創業團隊。蒂爾立即決定投資24萬美元，這個項目最終帶來了6億美元的利潤，成為網路時代最具戲劇性的創業故事的開端。

雷布欽迅速聘用諾塞克，隨後蒂爾和豪利也加入全職團隊。隨著領導者霍夫曼、拉博伊、薩克斯等一流人才的加入，矽谷史上最強團隊正式誕生。原名Fieldlink（後改名為Confinity）的公司，經歷與伊隆·馬斯克的X.com的衝突後，改名為PayPal。

然而，這次合併也帶來嚴重問題，尤其是與風險投資公司Sequoia Capital的投資人邁克·莫里茨的關係。莫里茨是投資雅虎、谷歌、LinkedIn、Stripe等的傳奇風投，但他與蒂爾的投資哲學截然不同。

2000年3月，合併後的PayPal在C輪融資中籌得1億美元。蒂爾推動這次融資，是因為他預測宏觀經濟將迅速惡化。他的預測成真，幾天內，網路泡沫崩潰。

此時，蒂爾看到了一個新機會：用新籌得的1億美元，對蒂爾·資本·國際的投資組合進行空頭操作。莫里茨大怒，甚至警告投資人不要投資蒂爾的基金。蒂爾的「想成為正確的人」的願望，與莫里茨的「想做正確的事」的追求，形成了無法彌合的鴻溝。

最終，莫里茨成功阻止了空頭計畫，但蒂爾的預測完全正確。多年後，一位投資人坦言：「如果當時做空，盈利將超過PayPal的全部營運利潤。」

2000年9月，權力鬥爭進一步激烈。在雷布欽、蒂爾與斯科特·巴尼斯特的帶領下，PayPal員工發動政變，試圖罷免CEO伊隆·馬斯克。馬斯克拒絕，蒂爾則說服莫里茨，讓他同意蒂爾擔任CEO。然而，條件很嚴苛，蒂爾只是「臨時CEO」，還要面對繼任者的屈辱。

這場權力遊戲，深深傷害了蒂爾，也為日後成立Founders Fund奠定了基礎。有趣的是，2001年，eBay提出30億美元收購提議時，蒂爾主張出售，但莫里茨堅持自主研發。結果，莫里茨的判斷獲勝，eBay將收購價提高到15億美元，是蒂爾最初的提議的五倍。諷刺的是，兩人意見的分歧，既促成了PayPal的成功，也拉開了無休止的對抗序幕。

Clarium資本與創業投資的體系化

獲得6000萬美元利潤後，蒂爾燃起了新的雄心。即使在PayPal期間，他與豪利仍持續管理蒂爾·資本·國際，投入無數夜晚與週末於基金運作。他們建立了結合股票、債券、貨幣與早期創業公司的投資組合，每年進行2到3筆交易。

同一年，2002年，蒂爾開始成立宏觀對沖基金Clarium Capital。「追求像索羅斯等人所主張的系統性世界觀」，這個理念與蒂爾的思考特性完全契合。他天生擅長捕捉文明趨勢，對主流共識本能抗拒。

這種思維模式迅速在市場展現威力。三年內，Clarium資產從1000萬美元激增至11億美元，2003年，空頭美元獲得65.6%的收益。2004年低迷後，2005年又取得57.1%的回報。

同時，蒂爾與豪利開始將零散的天使投資系統化，建立專業的創投策略。經過驗證，他們的投資內部收益率高達60%至70%，僅是兼職投資的成果。若系統化運作，將會產生何等驚人效果？

經過兩年的準備，豪利於2004年開始募資。最初的5000萬美元基金，原本命名為Clarium Ventures，後來改名為Founders Fund。由於募資困難，外部募資僅1200萬美元，蒂爾決定自己投入剩餘的3800萬（佔首支基金的76%）。

創始者友好策略的革新

蒂爾在成立第一支Founders Fund前的兩次個人投資，意外地轉變成在矽谷最具優勢的投資帝國。

第一個是2003年共同創立的Palantir。蒂爾再次扮演創始人與投資者雙重角色，與PayPal工程師內森·蓋廷斯、Clarium員工喬·蘭茲德爾、史蒂芬·科恩共同創立。次年，他邀請斯坦福法學院校友亞歷克斯·卡普擔任CEO。

Palantir的使命極具挑戰性，借用《魔戒》中「真知灼見者」的形象，利用PayPal的反欺詐技術，幫助用戶獲取跨領域的數據洞察。不同於傳統企業服務，蒂爾將目標鎖定在美國政府及其盟友。

儘管遭遇傳奇風投的冷遇，Palantir仍獲得CIA投資部門In-Q-Tel的高度評價。200萬美元的早期投資，後來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與聲譽回升。之後，Founders Fund投資總額達1億6500萬美元，截至2024年12月，資產達30億5000萬美元，回報率18.5倍。

第二個投資更為成功。2004年夏天，霍夫曼介紹19歲的馬克·扎克伯格給蒂爾。兩人曾是PayPal的同事，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彼此尊重。

在與扎克伯格會面時，蒂爾在豪華的Clarium Capital辦公室中，發現這位19歲的年輕人具有「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社交笨拙」。他不刻意取悅他人，對金融術語也毫不猶豫地提問。這正是蒂爾認為的創業家優勢。

幾天後，蒂爾以50萬美元的可轉換公司債投資Facebook。條件很簡單：2004年12月前，若用戶數達到150萬，則將債轉股，取得10.2%的股份；未達成則可撤資。雖然未達標，蒂爾仍選擇轉股。

多年後，蒂爾承認在Facebook的Series B融資過程中，受到認知偏誤影響。最初估值500萬美元，8個月後升至8500萬美元。「辦公室的塗鴉很糟，團隊只有8、9人，每天都像沒變過一樣」，他回憶。這種偏誤讓他錯失了主導投資的機會，直到Series C估值達到5億2500萬美元時才繼續投資。

2005年，肖恩·帕克加入Founders Fund，成為投資合夥人。19歲時，靠著Peer-to-Peer應用Napster震撼科技界，後創立聯絡人管理App Plaxo。儘管吸引莫里茨等投資人投資2000萬美元，最終仍失敗。2004年夏，莫里茨解除了帕克的職務，雙方關係激化。

離開Plaxo後，帕克迅速與扎克伯格合作。兩人在Facebook剛進入斯坦福校園時相遇，Plaxo破產後，帕克在帕洛阿爾托與扎克伯格重逢，立即擔任Facebook總裁。

他的第一個行動，是向莫里茨與Sequoia復仇。2004年11月，Facebook用戶突破100萬，Sequoia試圖聯絡他們。帕克與扎克伯格開玩笑，故意遲到，穿著睡衣抵達，並用題為「不應投資Wirehog的10個理由」的簡報挑釁Sequoia。內容包括「沒有收入」、「穿睡衣遲到」、「肖恩·帕克參與其中」等，成為Sequoia史上最痛心的失誤。

Founders Fund的核心理念，簡單卻具有破壞性：絕不趕走創始人。這在當時，是一個先驅性的做法。

傳統風投行業，依賴找尋技術創始人，雇用專業經理，並解雇他們。投資人才是實質的掌控者。自1970年代起，Kleiner Perkins與Sequoia Capital積極介入管理，取得成功。

但蒂爾的「創始人第一」理念，不僅是差異化策略，更源自他對歷史、哲學與進步本質的獨特理解。他堅信「擁有主權的個人」的天才價值，認為打破規則者，不僅是經濟上的愚蠢，也是文明的破壞。

2004年募得5000萬美元後，Founders Fund於2006年再次出擊。團隊全新，但帕克加入，諾塞克全職參與，蒂爾成為Facebook的早期外部投資者。這一舉動，明顯激怒了莫里茨。

Sequoia的CEO試圖阻止募資。「在第二支基金募資時，Sequoia在年會上放了一張警告投資不要接觸Founders Fund的幻燈片」，豪利說。更詳細地，他說：「他們威脅LP，如果投資我們，就永遠失去Sequoia的接觸權」。

但這個反擊，反而促使Founders Fund更為堅定。「投資人都在問：『為什麼Sequoia這麼膽小？』，這反而是正面信號」，豪利說。2006年，他們成功募得2億2700萬美元，斯坦福基金主導投資，首次獲得機構投資者的認可。

Facebook、Palantir、SpaceX的重點投資

Founders Fund的投資策略，從最初的1億美元募資，進入新階段。由於蒂爾反對制度化管理，基金前兩年處於「高效混沌」狀態。豪利忙於探索項目，團隊拒絕固定議題或例行會議。

帕克加入後，運作方式更為系統化。三位合夥人能力互補：蒂爾擅長戰略思考，重視宏觀趨勢與估值；諾塞克兼具創造力與分析力；豪利專注於評估與財務模型。帕克則深諳網路產品邏輯，經驗豐富。

Facebook的投資，成為Funders Fund的代表性成功案例。雖未參與首輪A輪，但後來投資800萬美元，最終帶來3億6500萬美元（46.6倍）的回報。

Palantir則展現長期眼光。從In-Q-Tel的200萬美元早期投資起，Funders Fund累計投資1億6500萬美元，截至2024年12月，資產達30億5000萬美元，回報18.5倍。

但真正讓Funders Fund成為投資帝國的，是SpaceX的投資。2008年，蒂爾在朋友婚禮上，遇見曾是競爭對手的伊隆·馬斯克。當時，SpaceX已經連續失敗三次，資金幾乎耗盡。行業普遍悲觀，蒂爾提出投資500萬美元。

帕克因不熟此領域，放棄投資，但其他合夥人全力推進。領投人諾塞克建議將投資額擴大到2000萬美元（約佔基金第二期的10%），並以3億1500萬美元的估值進入市場。這是Funders Fund史上最大的一筆投資，也證明是最明智的決策。

「這引起很大爭議，許多LP認為我們瘋了」，豪利承認。但團隊堅信馬斯克的技術潛力。最終，這次投資，使基金在優質項目的投資額，增加了4倍。

之後17年，基金總共投資SpaceX 6億7100萬美元（僅次於Palantir），到2024年12月，SpaceX以3500億美元估值回購股份，資產達182億美元，獲得27.1倍的回報。

模仿欲望理論與硬科技轉向

Funders Fund真正展現獨特性的，是2008年後轉向硬科技。當風投市場追逐下一代消費者網路熱點時，蒂爾逐漸失去興趣。

這轉變，源自他在斯坦福時期深受法國哲學家雷內·吉拉爾思想的影響。吉拉爾提出「模仿欲望」理論：人類的欲望，非源自內在價值，而是由模仿產生。這個理論，成為蒂爾分析世界的核心框架。

Facebook崛起後，風投界紛紛追隨模仿熱潮。Funders Fund曾投資地方社交平台Gowalla，但反應較為消極。蒂爾在《從零到一》中，簡潔總結這一策略的本質：

「成功的企業都在解決獨特問題，建立壟斷地位；失敗的企業都一模一樣，陷入激烈競爭。」

這個理念，成為Funders Fund投資策略的指導方針。蒂爾與團隊，專注於其他投資者不敢或無法進入的領域。

他們轉向硬科技，即打造原子而非比特的企業。這策略，也帶來代價。Facebook之後，Funders Fund錯失了Twitter、Pinterest、WhatsApp、Instagram、Snap等大型社交平台的機會。

但豪利說：「SpaceX，讓我們能在不錯過的情況下，完成這些機會。」事實證明，Funders Fund的投資成績，正是這一策略的最佳證明。

PayPal Mafia投資帝國的意義

回顧Funders Fund的成長軌跡，PayPal Mafia如何改變風投行業，變得一清二楚。2005、2010、2011年，三支基金創下了風投史上最優異的表現。投資資金分別為2億2700萬美元、2億5000萬美元、6億2500萬美元，總回報分別達到26.5倍、15.2倍、15倍。

蒂爾、豪利、諾塞克與帕克，建立的投資帝國，不僅是資金運作的成功，更是「創始人友善」理念的先驅，挑戰了傳統30年的「投資者主導」模式。

從2002年對IronPort的投資，到2008年SpaceX，再到今日，PayPal Mafia一直專注於挖掘被忽視的機會，投資那些普通人害怕思考的領域。

如今，Funders Fund已成為擁有數十億美元資產的矽谷巨頭。僅2024年12月，Palantir與SpaceX的資產合計，已達212億美元。這個投資帝國的崛起，起點正是PayPal時代的權力鬥爭、莫里茨的對立，以及「創始人第一」的哲學。

蒂爾的智略——將賽曼（JD）放在B4，薩克斯（Sax）放在F3，扎克伯格（Zuck）放在A7，馬斯克（Elon）放在G2的能力，最終不僅影響了矽谷，也影響了整個科技界，甚至美國政治。

PayPal Mafia的成功，不僅是金錢的回報，更是徹底改變創業者與投資者關係，帶來新價值觀的革命性記錄。